对话平面设计工作室 thonik

对话平面设计工作室thonik Thonik的创始人： thomas widdershoven与nikki gonnissen     thomas widdershoven与nikki gonnissen是 thonik 工作室的创始人，这家工作室位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专门从事平面设计、交互设计以及动画设计。近日设计邦与thomas和nikki做了一次访问，了解到许多关于他们的作品、影响以及设计进程的相关信息。     设计邦：你们二人是如何认识的，又是如何决定要成立一家自己的工作室的呢？   Niiki：我们是1993年在伏得公园（vondel park）相识的，这个公园相当于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公园。Thomas看到我的时候，我正与几个朋友在一起吃冰淇淋。他坐在我的身旁给了我一个飞吻。我起身离开后他一直跟着我，直到我停下来与他聊了一会儿。交谈之后才发现，我们都是艺术院校大四的学生——我在乌特勒克，而他在阿姆斯特丹。我还了解到原来他当时还是“singing saw”这本非常晦涩难懂的诗歌杂志的艺术指导。我妈妈非常喜欢这本杂志的设计，给过我一本。当年我们就决定要一起打拼，于是就创立了thonik。   荷兰艺术节的广告标识   荷兰艺术节的海报标识   荷兰艺术节的环境标识设计     设计邦：请问你们是如何分配或是互相分担工作的呢？   Thomas：我们不仅仅互相分担工作，而且还分担各自的生活。过去的一年半中我担任了艾因霍芬设计学院的创意总监。虽然说这是一份兼职，但却相当的耗费时间，因此我不得不分出更多的工作给他。     设计邦：你们各自最擅长的是什么？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呢，还是有冲突的呢？   Niiki：尽管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21年，但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感觉有点儿难度。Thomas更加善于分析，而我则更加容易受到社会的影响。但我们的直觉通常都是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我们总是会受到同一件事物的启发。   社会党标识   社会党的番茄汤特快列车，与joep van lieshout 一同合作完成的设计   社会党的番茄汤特快列车，与joep van lieshout 一同合作完成的设计   社会党的海报     设计邦：你们最喜欢什么类型的项目？原因又是什么？   Niiki：最好的项目就是有文化或是社会参考的。我们的设计首先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念，设计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来自于该理念合乎逻辑的产出结果。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可以将概念在核心问题上实现本地化的项目。     设计邦：目前为止对你们影响最大的项目是哪个（哪些）？原因又是什么呢？   Thomas：我们为荷兰社会党设计的宣传活动得到了最国际化的宣传效果，甚至在专业设计领域之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力。社会党因反对抗议各种事情而闻名，因此我们将积极乐观注入到这次的宣传活动当中。番茄是社会党的标志，人们遇到反对的事情也会对着它们扔番茄以示不满。而我们将番茄转换到其积极的一面，让政党的成员参与到活动当中，向路边的人们快乐地分享番茄汤。这就是巡回了整个国家的番茄汤特快列车。   对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ower station of art）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在排版设计上实现英语与中文在逻辑与审美上的平衡。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问题——与越来越多的多极世界交流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在这次的委任中，我们将现有的标志——五个矩形条分开了一部分。全新的标识代表着对于已建立的或是心中预期的规范重新思考，更加灵活自由。   out there的海报标识以及导视系统   out there的旗帜标识   out there的环境标识设计     设计邦：作为平面设计师，要设计许多视觉识别作品，你们最喜欢这个职业的哪个方面呢？   Niiki：我们很想为平面设计文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真正驱使着我们前进的其实是社会的改变。举个例子，我们为社会党设计的宣传活动，它不仅仅改变了社会党的形象，同时还影响了民主在荷兰这个国家发挥作用的方式。政治活动由之前的无聊保守变得生动形象。我们还曾设计过一则非常有争议的反抗性的广告，一位老妇人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褪下，一丝不挂，它讽刺了政府是如何剥夺老人们的家庭护理的。而她的抗议被人们听到了，法律也为此做出了修改。     设计邦：在设计视觉识别作品的过程中，你们得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Thomas：一个简单的想法在不断试验的过程中可以有很大的空间来自由发挥。在由aaron betsky策划的威尼斯双年展中，我们将建筑简化为世界之巅的一处住所，这就是我们对于威尼斯华丽的建筑做出的回应。这个符号后来形成了一幅图案。在这次展览中，这个图案被设计成了3D立体的单词墙。散布在350米长的走廊之中的是17个横跨240米的单词，作为观众们的向导。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标志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海报标识     设计邦：你们是如何看待现如今网络对于平面设计的影响的？   Thomas：变化最大的要数动画设计。如今，影片已经成为网络上最让人印象最深、最有效率的媒介。     “over the edges”是2001年在比利时的根特举行的一次展览，从这个项目起，我们就开始从事动画设计了。我们曾为社会政党设计了一段非常个性化的短片，影片中政治领袖扮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2005年的时候，这种方式还非常新鲜——在政治领域完全是新奇的方式。我们还为VPRO电视网络设计过叫号电话。因此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在使用动画设计这种方式。为荷兰艺术节设计标识的时候也曾发布过一小段通过社交媒体来传播的影片。   VPRO（电视台）的标志     VPRO的标识——叫号电话   VPRO的衬衫标识     设计邦：近来有没有哪个人或是哪件事改变了你们对于平面设计的看法或是工作的方式？   Thomas：简单的字体设计一直是我们设计的核心，avenir是我们最喜欢的一种字体。我们可以说是新觉醒运动的先驱。荷兰最先有了wim crouwel以及他严苛的现代主义。后来我们有了像anthon beeke一样肆无忌惮的性格。我们完全吸收了早期现代主义的影响，跌跌撞撞地将其带入当今的设计之中，尽管过程有些曲折，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     最近，我们由之前的设计基础转为继续开发其它字体以及一些更加复杂的设计。例如，我们在lance wyman于1968年为墨西哥奥林匹克运动会设计的字体的基础上，为鹿特丹的博伊曼斯美术馆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字体。   博伊曼斯美术馆的海报标识   博伊曼斯美术馆的海报标识   博伊曼斯博物馆的环境标识设计   博伊曼斯博物馆的环境标识设计     设计邦：除了工作之外，你们二人还有什么共同的爱好么？   Niiki：我们都非常喜欢喝中国的长叶绿茶。     设计邦：你们二人在生活中自己会规定一些一定要遵循的守则么？   Thomas：john cage在被问到如何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理论的时候，他说：“不要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牢笼之中”。     设计邦：请问thonik的口号是什么？   Niiki：“快乐的现代主义”。